原來是大腦搞的鬼》涵蓋了記憶、感知、智能、恐懼、性格、他人、健康等等主題，來好好認識一下支配我們生活的奇妙而愚蠢的大腦吧。

會中有17人發言，部分代表親自到場，一些代表則以視訊出席。中資撤離西方可能導致部分國家新增就業減少，也可能使矽谷等一些地區的企業所能利用的資金池縮水。

這是中國政府多個部門近來努力重新接觸外資的一部分。商務部長助理陳春江在會中喊話，指中國把吸引外商投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致力營造「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根據報導，同在21日，中國商務部也召開「圓桌會議」，邀請境內的美國商會、歐盟商會、日本商會、韓國商會代表，以及旗下30多家會員代表與會。知情人士透露，有關部門在會中並未提供具體的激勵措施或指引，只是請與會代表分享他們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鼓勵他們針對如何能在中國投資變得更容易提出建議。《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國資本幾年前還在西方發達國家叱吒風雲。

鎳是許多電動汽車電池的關鍵原料。從收購紐約豪宅和五星級酒店，到吞下瑞士一家化學公司及德國一家機器人巨頭，中國投資者一擲千金，搶購值得炫耀的資產。一方面怪自己太疏忽，一方面怪小孩不聽話，痛心疾首，捶胸頓足──這時候，小孩只好淡化過程，簡化事件，把有的說成沒有，反過來安慰本該從他們得到安慰的人。

於此，在我們這些年來協助受害者的過程裡，真有說不盡的令人無比心痛的經驗。舉例而言，前面有一段文字，原本是「受害者直到MeToo的時候，都無法掙脫父母從小的掌控，雖然敢於揭發加害者，但仍不敢面對父母在「人牆」中的角色」，您看到的時候，已經改為「⋯⋯都還像小時一樣，仍無法面對「人牆」的阻擋（梁當然不屬於此）」。讀者可能覺得，以上的說法似乎並沒有解決這個兩難，甚至更增加了第三難，那就是，到底如何真的做到？ 在重複的修正中，找到合適的MeToo檢視路徑 其實，我們之中已經有人重新檢視（也就是review，檢討）之前發表過的文章（即《房思琪的國文課》），看看是否需要改寫，或如何修改，才能符合前述的兩項標準。還有的家人，得知小孩被欺負後，反應比受害者還大。

所以，我們也已做好道歉、撤文的準備，而把接下來討論「人牆」的任務，交給其他的運動者。一是，MeToo運動，不應該放棄「檢討（review，reflection，但絕不是blaming）」的責任，無論是對社會輿論，對人牆，甚至也不一定要排除受害人（但必須是基於運動的需要，而且要非常謹慎）。

那些密不透風的「人牆」 在臉書的留言中，有人提到：人們如何容易成為阻擋MeToo受害者發聲的「人牆」，而「掠食者總是想好退路」。有小孩向阿嬤求救，阿嬤說那是老師喜歡你啊，萬一有什麼，那是你沒有保護好自己。推展一個運動，就是要認真工作，不能只是說一些自嗨的話來滿足自我呂紹理強調：「這些過程看似輕巧，實則改變了台灣農業活動中種籽的來源和管道。

試驗栽培成功後再轉仲給台灣農民，期待量產的經濟收益。尤其是外來種的作物，農民必須透過殖民政府提供的技術和知識，才有辦法駕馭這些他們原本並不熟悉的作物。因此以標準化的物理時間來控制社會時間，通常會觀察到社會有反抗聲浪，像是明治時期的日本作家，會在作品中表明討厭適應新社會時間。」 進一步來說，如何從時間的角度，來剖析台灣日治時期的歷史呢？呂紹理說：「我們慣以為常的『時間』，其實可切分出三種形式：物理時間、社會時間以及生物時間。

試驗的重點，是廣泛收集全球各地可能適合於台灣、且有經濟價值的作物進行試種。製圖： 《人文島嶼》｜李昀 時間的三種形式：物理時間、社會時間和生物時間。

台灣是在1920年代，透過日本殖民政府的推廣，慢慢接受GMT時間的概念。不過儘管有了鐘錶，「時間」概念尚未完全走進人們的生活。

時間的三種形式 物理時間，如同精準的鐘錶所顯示的時、分、秒，將自然界即存在的時間，以公認的24小時制，換化成錶面的標準時間，每一個刻度的時間都是等量均質。直到1980年代以後，時鐘及手錶才廣泛地出現在台灣人家庭中，此後『標準時間』才有較為全面的約束力可言。不同民族國家走進現代過程中，吸納標準時間制度有著不同的速度，例如明治維新的日本迅速接納新制度，一併推廣給殖民地台灣。此時人們意識到，必須建立一套系統，將紛亂的各個地方時（local time）加以標準化，才能解決此一問題，最後催生出今日吾人習以為常的「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 GMT）制度。Photo Credit: 取自Admiralty Navigation Manual Vol 1 ，1938 1928年的世界時區地圖，由此可看到台灣和日本分處不同時區。呂紹理表示，現代性是一個範圍廣泛的框架，而時間是現代性框架中最重要的一項要素。

時間有著千變萬化的面貌，不過，我們對時間最熟悉的認識，是來自鐘錶上指針。藉由「時間」進行殖民控制 殖民政府在台灣設立的農業試驗場，乍看是仿效歐美國家，以技術改良為名增進農業產量，「造福農村」，但仔細探討就會發現，農業試驗還具有幫助控制農業的特別作用。

」 Photo Credit: 《人文島嶼》｜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收藏《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第19屆畢業紀念冊（1942）》局部 圖為1942年台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校園一景，照片上方寫著「吃飯的通知」，學校以標準時間為基準，透過敲鐘通知吃飯時間。另外台灣的特殊氣候，以及微生物和蟲害，也可以觀察到有別於日本的植物病理。

」 呂紹理說：「除了上述兩種時間之外，較特別的是農業領域的『生物時間』，來自植物本身的生理作用，例如農業技術利用植物的生長激素，調控作物的生長速度，便是操控生物時間的例子。「以往我們會以為，殖民政府對殖民地的控制力量很強大，但是就我得到的材料來看，即便到了戰後，台灣農村家庭普遍沒有時鐘，表示仍有一部分人是生活在標準時間之外。

當時《台灣日日新報》記載，台灣與日本內地一同在六月十日慶祝「時的紀念日」，用意是要教導殖民地台灣人守時觀念，培養上班、上課不可遲到的習慣，但仔細深究下去便會發現，「時間」與「現代性」息息相關。社會時間，是社會制度所賦予的時間，例如工廠明訂的上下班時間，員工非得遵守，是具有約束力的時間。試驗時都要考慮播種、移植的時間與時機，播種移植的間距、田畦高度、日照程度、溫度濕度等條件，還要測試各作物對於肥料施用的適應性。「對社會時間的反抗，在殖民地台灣的工運裡有不少要求工作8小時的呼籲，可惜文學作品較少提到。

可是較少人留意到，當初日本人培育蓬萊米的動機，包含育成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稻米，都可能源於一種殖民控制的意圖。」 藉由推廣有別於台灣自明清以來習慣的農作物，日本政府改變和控制「生物時間」，是有特殊用意的。

直到今天，餐桌上香噴噴的白米飯，幾乎是蓬萊米或蓬萊米相關品系的稻米，成為台灣飲食文化的特色。特別的是，蓬萊米育成後，日治時期台灣大部分家庭仍吃著清代習慣的秈稻品種──在來米，過著好像平行於同一個時空的生活。

」 日本領有台灣後，積極開發台灣資源以挹注財政收入，殖民政府開始在台灣建立一套農事試驗機構，進行品種引入與改良。回溯17世紀時，鐘錶被媲美為上帝創造宇宙般的高科技發明。

作者：人文．島嶼 （ 採訪撰稿：班與唐｜攝影：陳怡瑄｜編輯：張傑凱） 台灣人的飯桌史上，曾有過兩種稻米：粳稻種的蓬萊米和秈稻種在來米，但你知道嗎？蓬萊米不但是日本殖民統治試圖「同化」被殖民者農業的研發品種，起初更不被台灣人所歡迎。但是，等量的工作時間卻無法獲得等值的工資，制定上下班與休假時間的資方和政府也表現出控制時間所具有的權力，而同工不同酬和控制時間的權力，表現出相對於物理時間，社會時間充滿了相異與不均質的特性呂紹理表示，現代性是一個範圍廣泛的框架，而時間是現代性框架中最重要的一項要素。試驗的重點，是廣泛收集全球各地可能適合於台灣、且有經濟價值的作物進行試種。

因此以標準化的物理時間來控制社會時間，通常會觀察到社會有反抗聲浪，像是明治時期的日本作家，會在作品中表明討厭適應新社會時間。「以往我們會以為，殖民政府對殖民地的控制力量很強大，但是就我得到的材料來看，即便到了戰後，台灣農村家庭普遍沒有時鐘，表示仍有一部分人是生活在標準時間之外。

回溯17世紀時，鐘錶被媲美為上帝創造宇宙般的高科技發明。「對社會時間的反抗，在殖民地台灣的工運裡有不少要求工作8小時的呼籲，可惜文學作品較少提到。

當時《台灣日日新報》記載，台灣與日本內地一同在六月十日慶祝「時的紀念日」，用意是要教導殖民地台灣人守時觀念，培養上班、上課不可遲到的習慣，但仔細深究下去便會發現，「時間」與「現代性」息息相關。台灣是在1920年代，透過日本殖民政府的推廣，慢慢接受GMT時間的概念。